昆明大觀樓對聯(lián) 孫髯翁 撰

　　五百里滇池，奔來眼底，披襟岸幘，喜茫茫空闊無邊。看東驤神駿，西翥靈儀，北走蜿蜒，南翔縞素。高人韻士，何妨選勝登臨。趁蟹嶼螺州，梳裹就風鬟霧鬢。更萍天葦?shù)兀c綴些翠羽丹霞。莫孤負四圍香稻，萬頃晴沙，九夏芙蓉，三春楊柳。

　　數(shù)千年往事，注到心頭，把酒凌虛，嘆滾滾英雄誰在！想漢習樓船，唐標鐵柱，宋揮玉斧，元跨革囊。偉烈豐功，費盡移山心力。盡珠簾畫棟，卷不及暮雨朝云。便斷碣殘碑，都付與蒼煙落照。只贏得幾杵疏鐘，半江漁火，兩行秋雁，一枕清霜


　　據(jù)史料記載，昆明大觀樓始建于清康熙二十九年（一六九○年）。其歷史背景是康熙二十年，清王朝在粉碎吳三桂叛亂集團后，云南出現(xiàn)了較為安定和繁榮的情況，但畢竟這時離明亡不遠，社會矛盾還較為尖銳復雜，為了粉飾太平，安撫人心，始籌建大觀樓。經(jīng)過五年左右時間，大觀樓建設已初具規(guī)模，一些文人雅士遂來這里登臨賦詩，寫下了許多詩聯(lián)，隨后有孫髯翁氏“一掃俗唱”寫出了這副“為世所稱”的大觀樓長聯(lián)。

　　長聯(lián)到底是什么時候問世的呢？因為在康、乾時期，云南同時有兩位孫髯翁，且又都是在詩詞文學方面很有造詣的人。不過昆明的孫髯翁生于康熙五十年（一七一一年），曲靖的孫髯翁則是生于康熙五年（一六六六年），長于昆明孫髯翁四十五歲，這是史有定論的。由于在長聯(lián)問世的時間上，有“康熙中”與“乾隆中”的爭議，而今有人即以推遲長聯(lián)問世的時間和提早昆明孫髯翁的出生年代為前提，硬要把長聯(lián)作者定在昆明孫髯翁頭上。有關大觀樓長聯(lián)問世的時間，據(jù)有關史籍和資料記載，有四種說法：一曰：“大觀樓長聯(lián)自清康熙年間問世以來”（見《歷代長聯(lián)舉要》）；二曰： “清初撰大觀樓長聯(lián)”（見李瑞《云南有兩個孫髯翁》）；三曰：“聯(lián)句為康熙中邑人孫髯所題”（見梁章鉅《楹聯(lián)叢話全編》）；四曰：“長聯(lián)為清康熙年間貧寒詩人孫髯所作”（見《楹聯(lián)趣談》）。至于長聯(lián)問世于“乾隆中”的說法，按張一鳴先生提出的兩條依據(jù)，一曰：“同治五年云貴總督勞崇光為馬如龍修大觀樓時重刻陸樹堂書長聯(lián)寫的題跋中所言‘滇南大觀樓楹聯(lián)乾隆中昆明孫髯翁所撰’”；二曰：“孫髯翁的忘年友、《滇系》作者師范于乾隆五十九年寫的七律詩中有兩句云：‘錢員外寄飛揚興，孫布衣留絕妙詞（內(nèi)有髯翁題聯(lián)甚佳）’”。據(jù)此即否認“康熙中”之說是“沒有史實依據(jù)”的，而斷言“乾隆中”之說是“可信的”。

　　俗話說，凡事有其究竟者，必有其原來。因為認定長聯(lián)問世于康熙年間，那么生于康熙五十年的昆明孫髯翁要么還未出世，要么還只是一個孩童，所以堅持“乾隆中”之說者，自然要把長聯(lián)問世的時間推遲到乾隆年間。

　　筆者認為張一鳴先生的這兩條理由是不能成立的。首先勞崇光等人當時并不知道云南有兩個孫髯翁這一歷史事實，又惜乎世人品評書翰，往往以名位取人，所以鮮為人知的曲靖孫髯翁自然就“名落孫山”了。

　　其次，從歷史情況來看，大觀樓長聯(lián)在乾隆年間就有浙江巡撫程月川，道光年間又有云貴總督阮蕓臺等人進行篡改；咸豐七年（一八五七年），大觀樓與長聯(lián)均毀于戰(zhàn)火（今尚存于大觀樓二樓的楹聯(lián)乃是陸書摹刻之聯(lián)，并非原件）。如果說長聯(lián)毀于兵燹后的同治五年（一八六六年），勞崇光的“乾隆中昆明孫髯翁所題”的題跋就算是“歷史依據(jù)”的話，請問張一鳴先生，長聯(lián)在未毀之前的 道光二十三年（一八四七年），兩江總督梁章鉅的“聯(lián)句為康熙中邑人孫髯所題”為什么反而“不確切”了呢？難道說因為“梁氏從未來過云南任職，不了解情況”嗎？又請問張一鳴先生，這“不了解情況”的梁氏，為什么對大觀樓的湖光山色、一百八十字長聯(lián)、乃至“聯(lián)字為陸樹堂所書”都完全了解，卻偏偏把“乾隆中”誤為“康熙中”，這種憑想象代替歷史事實的說法，能服人嗎？

　　再說，昆明孫髯翁的忘年友、《滇系》作者師范寫的“錢員外寄飛揚興，孫布衣留絕妙詞（內(nèi)有髯翁題甚佳）。”張一鳴先生又據(jù)此推斷說：“從師范以前根本找不到詠長聯(lián)的蹤影，而在師范以后贊揚長聯(lián)的詩作才不斷出現(xiàn)……這也足以證明‘乾隆說’是可信的。”

　　筆者不禁要有三問：一問：從師范以前找不到吟長聯(lián)的蹤影，在師范以后贊揚長聯(lián)的詩作才不斷出現(xiàn)，敢問當師范之時對長聯(lián)有沒有什么評價？二問：近華浦內(nèi)的“甚佳”之聯(lián)也好，“絕妙詞”也好，張先生憑什么根據(jù)就認定其是大觀樓長聯(lián)呢？可否拿出對得上號或沾得上邊的依據(jù)來。因為歷史問題爭論，只能用事實來說話，否則是不能成立的。三問：昆明孫髯的忘年友師范，在他編著的《滇系》中，把昆明孫髯翁的小傳、詩作以及《擬輸捐直省條丁緩征補歉謝表》都收入其中，甚至連孫髯寫的“龍王不下栽秧雨，躲到蒼山晌日頭”的一首《竹枝詞》也未漏掉（見《滇系》八之十七），卻偏偏把這首“為世所稱”的“甚佳”之聯(lián)意只字未提。張一鳴先生卻回避這個問題，竟把乾隆五十九年（一七九四年）師范在《東集邀約》中的兩句詩作拿出來作證。

　　筆者認為，《滇系》是師范先生一生中最得意之作，是一部集史事一家之美的仿志之作，也堪稱是云南的一部重要史籍。正因為是史籍，而不是詩歌和文學創(chuàng)作，所以師范在《東集邀約》題詩后的十四年（即嘉慶十三年、公元一八○八年），在這部長達四十卷的《滇系》中對昆明孫髯的大觀樓長聯(lián)卻一字未入賬，這本身就是不言而喻的史實了，怎么不令人質疑呢？

　　至于張一鳴先生引述的：曲靖孫髯翁的七世孫孫桂馨的話說“乃祖生前著作甚多，大者盡都喪失”，所以“連孫氏的子孫后世也不認為乃祖是長聯(lián)的作者，當代人實在沒有必要再作翻案的必要。”筆者認為，張一鳴先生的這種說法不僅不合情理，而且未免離譜了。作為歷史問題的爭論，只能根據(jù)歷史事實而論，誰占有資料，誰的論據(jù)充分、翔實，誰都有發(fā)言權，難道孫氏家中的文稿“盡都喪失”，民間也就“盡都喪失”了嗎？難道孫氏的子孫后代不爭這個創(chuàng)作權，就不允許別人發(fā)言了嗎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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